【投書】當校安通報化為編號:誰還記得孩子不是案件,是生命?

  •  202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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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月開學至今,校園裡原該是青春腳步聲,卻愈來愈常被敲門、記錄、約談與通報取代。孩子本來屬於課堂、操場的身影,逐漸被淹沒在案件審查與表格流程裡。他們不再是孩子,而是「校安通報序號○○○」。一條命的重量,本該敏感而謹慎,但在校園裡,它有時輕得像便條紙,被貼上、撕下,再貼上。

多年觀察校園行政,看到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趨勢:校安事件通報屢創新高。性平案件、教學不力、管教不當、網路霸凌、群體排擠……每一件通報都是一次可能的傷害,也是行政、法律與輿論的漩渦。孩子哭,老師怕,校長慌,家長怒,而輿論等著撕裂下一個標靶。

在這片混亂之中,我們不得不問:司法的保護機制,究竟保護了誰?

近期板橋一名小六生持美工刀攻擊女老師,引發社會震驚;另一則媒體舊案「沒交50元保護費慘遭殺害 國中生亡靈託夢警隊長破懸案」,28年前一名梧棲國中生的離奇失蹤案,時隔12年後由一名偵查隊長在2009年翻閱卷宗而重啟展開宣告偵破的案件,更讓父母心驚。

少年司法原意是保護,避免未成年人成為司法標籤下的永恆被告。然而在校園事件司法化的今日,孩子被約談的次數,可能比上輔導室還多;而老師有時在未審先判的輿論裡,被推入難以翻身的深淵。

許多第一線學校行政人員難掩失望表述:「我們已經不是在做教育,我們在做災害控管。」通報制度本意良善,但一律外部通報、不分風險層級的現行做法,正讓校園秩序走向另一種失衡。

在人事資料檔案中記載一則令人憂傷的案件:一名國三女孩長期遭同儕以外貌嘲弄,群組裡每天都有羞辱她的迷因。事件曝光、程序啟動,但真正的修復還沒開始,她就已選擇轉學。留給老師的那句話刺痛人心:「我不是想告誰,我只是想有人聽見。」

我們有沒有給她這個「有人」?還是,我們讓程序大於生命?

校園的司法化處理,若忽略心理支持與修復措施,就像只消毒,卻不包紮。

前(2023)年新北國三割頸案讓一名少年失去了生命,也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倡議者徐妮妮指出,少事法新制有理想:先輔導、後處分、盡量非刑事化。然而前線人力有限、支援不足,理想常常折斷在暗夜裡。

從歷年的少年犯罪檔案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的縮影。少事法在對待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時,並無法形成有效的屏障,對於法律的保護使得許多少年抱著「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的心態,無所顧忌地行動,而他們的行為往往在瞬間,改變了他人一生的命運。

這一切的背後,透露出我們社會對孩子的理解與支持大多是表面的。我們真正缺乏的,是深度的人際教育與修復支持。孩子需要的不是純粹的懲罰,而是有人帶著他們理解傷害、面對後果、修補關係。如果學校只剩下程序,沒有修復,校園就會成為下一個社會冷感的加工場。

孩子不是案主、被告、證人或標籤,他們是正在長出生命可能的人。

司法可以介入,但不能成為傷害的加速器。制度需要牙齒,也需要心臟。

或許,此刻有一名孩子在輔導室外等待;

或許有一位老師在撕碎未講完的教案;

也或許一位家長,手握投訴表格流著淚;

而制度,需要回望、看見、修補。

一條命的重量,不該在校園裡被輕放。孩子伸出求救的手時,抓住他的,不該是程序,而應該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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