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專欄】台灣的新社會危機非營利组織發展遭逢困境

【黃丙喜專欄】台灣的新社會危機非營利组織發展遭逢困境 3

黃丙喜／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

第三部門（NGO、NPO、社會企業等）在全球的發展，近年隨著新冠疫情漫延、氣候變遷導致重大災害頻傳、與貧富差距引起的教育、醫療資源的不均分配，呈現出高度動態與轉型的特徵。它不再只是「補位者」，而是積極成為公共治理、社會創新及跨界合作的核心行動者。

反觀台灣的第三部門近年的發展，無論在實務運作、社群共築和理論研究上都因政治資源的扭曲，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台灣的貧富差距卻飙到6.14倍的新高、都會房價也被炒到家庭所得的10倍以上、中產階级實質所得停滯、政商利益掛勾愈形嚴重、民粹與網軍夾著意識型態四處橫行，社會陷入嚴重情緒對峙的新危機。

國內外第三部門的25位學者和營運者，8月5和12日在政治大學與合勤基金會的一項閉門產學公民社會論壇中，說出了他們對於第三部門在台灣發展的憂心。

美國和香港的學者，根據國際權威期刊《Voluntas》近一年的研究主題，發現「治理與國家關係」佔比高達41%，顯示第三部門在全球發展的趨勢，著重於角色重塑與政府關係的互動，特別是與政府、企業、學界的跨部門融合日益緊密，形成「共創治理」的新模式。

志工培訓、數位轉型與資料治理則是第二要務，包括：AI、區塊鏈、開放資料等技術被導入公益領域，提升工作效率與倍用透明度。「志工」（22%）、「數位/社群媒體運用」（12%）及「領導力」( 10%）依序成為政策研究和觀察重點。而難民、移民、流散社群（Diaspora）的公民參與及捐款行為的探討也逐漸增多。值得注意的是，風行一時的「社會企業」議題佔比已大幅滑落至只約 2%，顯示國際學術熱潮有所轉變。

第三部門在全球面臨的新挑戰，首在資源競爭與永續性壓力，捐款、補助、標案有限，導致組織間競爭加劇。其次是角色模糊與功能漂移，與政府合作過深，可能失去監督與倡議功能。進而則足信任危機與問責壓力，民眾對公益組織的透明度與倫理要求提高。

台灣第三部門的發展現況呢？來自於學術和實務界的人士普遍認同捐款、補助壓力近年明顯加大；因與政府合作過大，憂慮可能失去監督與倡議的功能加深；而隨著詐欺增多，民眾對公益組織的透明度與倫理要求則大幅提高。

對於社會企業學術關切度的快速下降，出身於大型企業的基金會人士認為，主要在於台灣社企的發展及經營相似度太高；經理人社會熱情度很高，但普遍欠缺對議題推動、社會溝通和妥善營運的相對能力。他們建議跨域合作與國際連結是可行的新路，社企應多加強與企業、學界、媒體與農會等在地组織的合作，擴大資源整合與議題活動的價值。

深化跨界協力與理論本土化則是台灣在全球第三部門軸缐上發亮的本領。25位產學界人士共同建議，未來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大學的協力應更為頻繁，因為公部門有委外務務的需求，私部門有實踐社會責任的需求，非營利組織則有資源的需求，三者間存在強烈的「需求鏈結」，但其間因資訊不對稱而存在許多「錯配」的情況，大學是其中有效媒合的關鍵。

美國和香港學者呼籲，台灣的第三部門研究應更注重「理論本土化」，發展能解釋自身獨特社會脈絡的觀點，而非僅是套用西方的現成理論。同時，研究方法也需創新，多加運用實驗法、大數據分析、長期追蹤研究等方法，以深化研究的廣度與效度。

創新永遠是面對挑戰的最佳法寶，而國會永遠是倡議和修法的不二法門。對於法規滯後與制度不適配，來自基金會的人士建議產學界捐棄傳統的功利思維，多在國會公聽和發聲。其它的策略建議，包括：組織設計，建立「混合型治理架構」，結合倡議、服務與研究功能；財務永續，設計「多元資源模型」，平衡捐款、標案、社會企業收入；信任機制，導入「倫理與透明度指標」，強化公共信任與問責；人才培育，推動「跨域人才養成」，設立青年實習、國際交流機制；制度影響，創建「政策對話平台」，與政府、企業、國會、學界建立常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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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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