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厚銘／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名譽教授、臺北商業大學全聯講座教授
歷時九個月的台美經貿談判終於在 2026 年 1 月 16 日塵埃落定。除成功將美方的最高關稅上限鎖定為 15% 外，更關鍵的是，台灣獲得《貿易擴張法》232 條款的最惠國待遇，具備深遠的戰略意涵。這項成果不僅是對等談判的重大突破，更為台灣產業擺脫關稅不確定性、邁入加速全球布局的新階段奠下基礎。
此次成功，象徵台灣在動盪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已能務實運用其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樞紐角色，並以「以終為始」的長期戰略視角，建構一套兼具系統性、前瞻性與彈性的談判模式。此一思維的轉向，意味我國談判邏輯已由過去偏重短期利益的框架，轉移至以長期風險控管、產業結構優化與科技主權維繫為核心，進一步穩固台灣作為全球科技與產業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支點。
談判之初，台灣即清楚設定三大核心目標：一、降低關稅衝擊；二、避免被動接受特定投資模式；三、維持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自主性，同時維持傳產在美市場的競爭空間。正因戰略指向明確，台灣才能在談判過程中掌握節奏、化解壓力，最終達成符合整體國家利益的協議。
一、產業不可替代性成為台灣的結構性籌碼
在美中科技競爭持續升溫之際，中小經濟體僅能透過精準定位自身於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才能建立真正的議價力。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戰略不可替代性，使其在全球供應鏈去中化及替代產能需求快速升高的背景下，具備獨特的結構優勢。
台灣成功將此優勢轉化為具體談判籌碼，使美國逐步認知：台灣不是單向承受壓力的從屬方，而是直接影響其科技布局與供應鏈韌性的戰略夥伴。在美國對中國商品高關稅造成供應缺口的條件下，台灣凸顯其替代供應能力，成為推動談判成果的關鍵助力。
二、「市場主導、政府支援」：避免重蹈日韓覆轍的制度創新
為避免如日本與韓國在過往談判中，被迫提出鉅額現金承諾以換取關稅讓步的情況重演，台灣以制度方式進行創新，提出「市場主導、政府支援」的雙層互補架構。在企業層面，台灣企業以市場邏輯為基礎，自主規劃約 2,500 億美元的長期投資，涵蓋半導體、AI 與能源等具戰略重要性的領域，展現明確的投資確定性。在政府層面，則啟動最高達 2,500 億美元的政策性融資額度，協助企業降低赴美投資的資金融通成本與風險。此架構既回應了美國的政治訴求，又避免政府承擔龐大現金承諾，同時保留台灣企業在全球布局上的彈性，是降低對外依賴風險的制度化做法。
三、以議題整合與包裹式架構爭取談判主導權
本次關稅從原先的 32％ 降至 20％，最終確定為 15％ 上限，並免除疊加最惠國稅率。此結果反映台灣成功掌握談判節奏，其核心在於以議題整合突破美方可能的單點施壓。台灣將單一關稅議題擴展為涵蓋供應鏈安全、半導體生態系合作、AI 與能源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競爭力等多項議題的整體框架，使美方必須進行整體思考，而不能僅就單項要求讓步。同時，台灣更運用既有投資計畫的實際進度作為槓桿，使關稅讓步與長期產業合作形成連動。透過包裹式談判，台灣在權力不對稱的環境中有效擴大自身的主動空間。
四、統一 15% 稅率為傳產帶來轉單效應
在談判達成之前，台灣工具機、汽車零組件、紡織、手工具與五金等多數傳統產業，在美國普遍承受 21％ 至 28.7％ 的高關稅，競爭力明顯劣於日、韓與歐盟。此次統一 15％ 對等稅率，並免除稅率疊加條件下，使台灣產業迅速脫離近乎懲罰性的稅負環境，重新取得在美市場的競爭立足點。
更具結構性意義的，是台灣與中國商品之間稅率差距的急速擴大。美國對中國多項產品課徵 40％ 以上的關稅，同類台灣產品則維持 15%，落差顯著，極可能促成實質的貿易轉移效應。手工具、水五金、塑膠製品、家具及汽車零組件等產業尤將大幅受惠。對中小企業而言，此不僅代表市場回流，也意味出口結構可望朝更具韌性的方向調整。
五、協議只是起點：下一階段的戰略核心在於維護不可替代性
台美關稅協議的真正戰略價值，並不在於稅率數字本身，而在於台灣能否藉此進一步在不對稱權力關係中擴大政策選擇權並提升不可替代性。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正朝多核心競逐的格局演化，台灣下一階段的任務必須放在維護技術自主性、防範關鍵技術外流，以及避免因投資過度外移而削弱本土先進製程聚落的整體能量。同時，台灣亦須積極將自身定位為全球半導體與 AI 生態系統的樞紐，而非僅止於製造基地。唯有持續強化核心製程能力、鞏固上下游聚落優勢，並維持產業結構的整體韌性，台灣才能在下一輪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穩固其不可取代的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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