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南雄／獨立政論與文史工作者
這幾年，台灣社會持續以轉型正義為名，實施了眾多的措施。本文不論個案，僅以「法普」與「德國實例」來說明。
轉型正義的真諦是「修補」而非「報復」。
轉型正義的真正訴求是「以現代的法治或道德觀，來看待並修補過去合法卻對民眾造成損害的事件」。
國際轉型正義宗師，並為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CTJ)創辦人，Dr. Alexander L. Boraine在他的重要論文(Transitional Justice.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reeAffairs 60, 1, 17-27, 2006)中強調：轉型正義有五大支柱：當責（Accountability）、真相（Truth）、和解（Reconciliation）、改革（Reform）與修補（Reparation）。這五者環環相扣，而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 – 「族群和解」。
一、Accountability (當責)，應由誰出來承擔責任。
二、Truth Recovery (真相)，要找出事實真相，有真相才能求得正義。
三、Reconciliation (和解)，由責任的承擔與真相的揭露，來實現和解的目的。
四、Institutional Reform (改革)，以制度的改革來避免未來類似事件的發生。
五、Reparation (修補)，對受損(害)方的實質與心理損傷給予修補，以求和解。
而轉型正義的實現則有3大課題：
一、應該要回朔到哪個時期？
轉型正義必須有邊界感，否則會陷入無止盡的溯及既往。以德國為例，統一後的轉型正義明確將基準日定在 1989年10月7日(東德政權垮台日)*。在那之前的財產異動，除非涉及刑事非法，否則不再列入「不當黨產」的追查範圍。這種對時空背景的尊重，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安定性，這點值得台灣深思。
*1990年2月21日東德政黨暨政治團體法 ParteiG-DDR 第20a條）
二、應當承擔責任者是誰？
當前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陷入了「法律」與「觀念」的混淆。許多人將「加害者」與「當責者」劃上等號，這在法理上是有誤區的。
當責者不等於兇手，在法普觀念中，轉型正義處理的是「合於過去法律，但不符現代觀念的不恰當行為」。因此，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作為「當責者」，應代表國家機器出面承擔責任，這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說的「責無旁貸（The buck stops here）」是同樣的道理。
另一方面，前東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俗稱東德共產黨)總書記和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埃里希·何內克，乃因涉及不法(違反前東德法律)而被開除黨籍並司法起訴。這部分並非屬轉型正義範疇！
故，轉型正義所謂的「加害者」應指國家機器或黨機器，但國家機器仍歸當政者指揮，因此當政者即是「出面承擔責任的當責者」，但並非兇手，甚至於並非犯罪嫌疑人！
在軍政與訓政時期，甚或憲政時期前段，長期執政之國民黨多數時間皆由蔣中正總裁領導，蔣總裁並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總統等國家領導職。因此，由蔣中正總統出面擔當轉型正義責任，在原則上並非錯誤。但蔣總統已過世多年，因此由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出面道歉，實乃恰當之舉。
但，仍應強調一點，當責人並非兇手，亦非犯罪嫌疑人！
三、以何種標準判定受害者？
此外，台灣目前出現了弔詭的現象：某些出現在中共烈士名單中的地下工作人員，卻被以轉型正義之名「平反並補償」。這些已被台陸雙方確認的「匪諜」，真能算作受害者嗎？
這種做法不僅讓當年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難以接受，更可能扭曲了轉型正義的本意。
每逢2月28日，台灣社會總會掀起一陣波瀾。儘管轉型正義已推行多年，補償金發放也已接近飽和，但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社會真的因此走向和解了嗎？有更安定祥和嗎？還是我們在執行過程中，遺失了轉型正義最重要的靈魂？
被遺忘的正義：我們離安定祥和還有多遠？
台灣自1996年總統民選至今已歷經八屆。但在轉型正義的藍圖中，仍有眾多隱沒在歷史深處的受損族群未被關照：
「三七五減租」下犧牲財產權的地主。
被強徵為日軍慰安婦的台灣女性。
光復初期因語文政策一夕失業的知識份子。
遭到殖民武力屠殺的原住民先祖。
這些群體的內心深處依然留有傷痕，卻因不具備特定的「政治正確」而被排除在轉型正義之外。
轉型正義不應是政治工具，而應是全民傷痛的撫慰劑。若我們不能從法律與真相中提煉出和解的勇氣，那麼每年的二二八，台灣社會終將持續在撕裂中徘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那份能容納多元歷史經驗、真正導向安定祥和的整體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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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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